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包括中华民国同苏联关系（1917-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关系（1949-1992）两个阶段。
一、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
苏联人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然而，孙中山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苏联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尖锐的冲突。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按照俄国模式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崛起也就成为必然。在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外交的需要影响到依赖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妥协成为必然趋势。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苏联既不能不要求中共顾及统一战线，又不能不对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行为表示异议，因而既不能让国民党满意，也不能让共产党信服。其后果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很快就在中苏两国和中苏两党之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 莫斯科很快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要想确保不让美国的势力进入到被它视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中共军队引入东北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国共之间的战争很快从关内发展到关外。
二、中苏同盟建立（1949-1960）
1949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并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双方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同盟后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中苏条约谈判使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的军事工业援助，由苏方援助中国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停战之后，中国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式重型大炮和坦克，在苏联许可下开始自行生产米格飞机，同时中国海军配备了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仿制的潜艇。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49年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了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1953-1957年，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掌握克里姆林宫实权后，全面推动对华政策新方针，加强对华经济援助。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到莫斯科和东欧进行协调，帮助苏联度过了危机。1956～1957年，中苏关系进入了真正平等友好的“蜜月期”
三、 中苏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对于突如其来的变化，毛泽东既感谢赫鲁晓夫为中共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又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担忧，从而决定站出来讲话。“非斯大林化”降低了莫斯科在各国共产党中的威信，却使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崭露头角。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中共并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构成了苏联核援助的限度和制约条件。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时，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确实是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不过，最令人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对于“大跃进”，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并一直保持沉默。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言论谈论公社问题后，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向赫鲁晓夫进行反击。而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了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毛泽东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会谈不欢而散。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的分歧不断加深，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中苏分歧公开化，意识形态的分歧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这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是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开启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进程和中国党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的最后一丝情谊。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战略。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成为苏联人眼中的领土扩张主义者。敌友角色的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使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发展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四、中苏关系正常化（1979～1991）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由于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两国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既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并导致探索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和缓慢地前行。为开启“正常化”进程，中苏副部长级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方要求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苏方则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典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分别派出黄华、万里、李鹏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传话；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再次表明这一态度。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大为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上海。
随着双边关系的逐步改善，中苏各领域关系的持续改善与发展，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的基础日益稳固，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是否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93年，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及四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开会，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先后访华之后，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在积极地推动中俄关系发展，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叶利钦新政府很快表示，愿意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履行前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并同意尽快批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