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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从天上来

2020-01-12 作者:花剑(李磊)   |   浏览(




        ----解析诗人杨卫东(问剑)的“非虚构”写作
 
        中国当代诗歌历经百年,既有五四的觉醒,也有八十年代的辉煌;既有西学东渐、洋为中用,也有秉承先贤、烁古论今。他们有的主张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以此来医治现实生存中的创痛;有的追求现代主义,强调个体生命对世界的关照,以期恢复人性的本真意义和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诗歌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已自豪地自立于世界诗歌之林。那些慷慨悲凉的呐喊、浅吟低唱的抒怀、清丽怅然的雅趣、深邃空灵的意蕴无一不让人拍案叫绝。“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语)这种高怀深韵无一不让世界怦然心动。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却步入了一个让人尴尬的“断档期”。我说这个“断档”不是说当今诗坛没有很好的篇什,而是我们许多诗人和写作者满足于平庸和温吞的叙事,无聊而油腻的聪明,诗人整体意识的碎片化、知觉系统的平面化、伦理道德的空洞化充斥诗坛,看似繁花似锦,实则乏善可陈。诗歌那颗忧郁、悲悯和神性一样的头颅渐渐低垂了。
 
        然而,嘈杂的中国诗坛,总有一些诗人 “一跃而起,又轻轻落下”(龚刚语),也许他们曾被一些不明言状的理由所遮蔽,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所忽视,但他们依然固守良知,独抒性灵,面对这个浮躁且虚华的世界,他们以一双冷眼来体验生命的风雨,以一种淡然的心态来书写世间的不平。这些“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不仅是自然天性,也不仅是性情、或性之情,也不同于西方美学之灵感,而是兼含性情与智性的个性之灵。”(龚刚语)他们“以瞬间感悟照亮生命”,(龚刚语)以质朴叙述启迪心灵,他们背负黑夜而仰望星空,他们立足故土而眺望远方。在他们的诗歌中,无论是回望或冲突、希望或失落、还是理智或浮华,丰富或空泛,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诗学品格和性灵的精神气质默默写作,承担着恢复中国诗歌传统的艰苦工作。我一直认为,在语言混乱和精神躁动的今天,诗歌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写出什么样的和什么语言的诗,而是要恢复诗人纯正的心态,诗歌的光芒首先要照亮的是个体诗人的生命和以这种生命存在形式的语言。因此,“重新认识”这样的诗人就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湖北诗人杨卫东(问剑)就是这样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诗人。
 
        一、“水”是诗人杨卫东的灵魂故乡
 
         认识杨卫东(问剑)就需要阅读杨卫东,而我就是从阅读他的“水”的诗歌开始的。中国历代诗人从来是把“水”当成生命的摇篮来抒情达意的。比如:《诗经》里的《蒹葭》就是这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空灵而虚泛,孕育着楚楚动人的内涵空间,在人生反复追寻中体会艰难和渺茫,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而在《庄子·刻意》中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由水的动与静引申到人类自身的净化与完善。在《论语》中,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借山与水譬喻人的品格与德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将水与人生变化无常、虚无缥缈相互关联。还有李白、杜牧、苏东坡、陶渊明、李煜、仓央嘉措,还有现代诗人艾青、查良铮、杨克和于坚等等,他们无一不在用“水”作为他们诗歌的意象,来建立自己心灵的居所。因此,我一直认为,“水”就是中国诗人生命的象征,是诗人的眼泪和血液凝成的。而杨卫东与许多前辈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把“水”作为自然语象、色彩语象,更多的是作为生命语象,更是作为对周遭世界思考的语象来书写的。先读他的《长江边,与自己对话》  
 
要多少滴水才能组成河流
要多少河流才能组成大海
要多少七月才能平复我的忧伤
要多少露珠才能湿润这些花生,茴香和玉米
 
长江向东流去我的生命渐渐枯萎
要多少勇气才能与江河对话
我叫不停这奔腾的河流
也叫不停岁月和苦难
 
这些随处可见的蝴蝶和花朵
这些养育我灵魂的平静的水
我怀揣五千里的梦想
我终究回到我梦的起点
 
我避开那些技巧直逼内心
我把诗歌写成另类这不是我的过错
看见眼前的博大和永恒
我的对话如停靠岸边的驳船般欲言又止
 
要多大的胸怀才能接纳这个冷清的世界
要多强劲的风才能吹走
我终于说到阳光
阳光照到我也照到远处的荒草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杨卫东站在长江边,与奔流的“水”窃窃私语。这首诗是从对“水”的质问开始的:“要多少滴水才能组成河流/要多少河流才能组成大海/要多少七月才能平复我的忧伤/要多少露珠才能湿润这些花生,茴香和玉米”。展示了诗人杨卫东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那些细小的“滴水”渐渐扩大为“河流”和“大海”,而人类的“忧伤”的“生命”却“渐渐枯萎”,随着“水”“向东流去”,展示了“岁月苦难”和“灵魂平静”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水”边的“花生、茴香和玉米”、“露珠”、“蝴蝶和花朵”一路被“滋润”和“养育”。诗人杨卫东在质疑这个世界的同时,同样也在歌唱生命与“梦想”。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可爱和可贵之处,他不仅让外部命运充满隐秘的亲切感,并且对这个苍凉世界的本质直接地怀疑,从而激发起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我认为,一个诗人的生活常常会影响其诗歌的构建,他的生活轨迹或许能直达诗歌的核心。正如诗人杨卫东在他的《关于河流》里的独白:“阳光给它流淌的力量/雨水浇灌它的智慧/大地引领思维向前/删去形容词、状语和苦难的过程”。他特别沉浸在“百里洲”这个美丽田园,进而审视他的外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杨卫东用疑问的方式介入现实,通过对“水”意象的书写,强调了创作主体“水”的在场性和亲历性;以诗人天问式的叙述,让叙事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性,由此实现其“非虚构”的内在目标。正如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和风貌,这是对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其艺术的基本因素。
 
        “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通过对现实的书写,让读者回到事件当场,感受诗歌语境的风情与魅力。而就杨卫东的“非虚构”诗歌而言,它们大都是以诗人的个人亲身经历“长江百里洲”为中心,以“在场者”的视角,对于故乡或外部的“水”进行洞察和梳理,把诗人的怀旧和乡愁上升到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终极疑问:“要多大的胸怀才能接纳这个冷清的世界/要多强劲的风才能吹走”,这种对于“冷清的世界”,要有“多强劲的风才能吹走”的忧虑和忧思,正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可贵的审视态度。然而,诗人杨卫东并没有停止他的思考,他除了“疑问”之外,更多地是对“水”和世界的关切,他以“性灵”的方式说出了他的“五千年梦想”。“我避开那些技巧直逼内心/我把诗歌写成另类这不是我的过错/看见眼前的博大和永恒/我的对话如停靠岸边的驳船般欲言又止”。在这里,杨卫东不再独白,而是用“表白”的方式与“水”对话;不再躲闪,而是以“内心”的态度与世界交谈。他看到了“博大与永恒”,也看到了“岸边的驳船”,他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来回走动,在抽象和具象当中“欲言又止”,尤其在故乡的“水”中,这片寄托他全部情感和灵魂的地方,他是精神的,也是真实的,更是自然的。他诗中所有的意象和情感都是他自我意识的宣泄,是一种“非诗歌化”的“非虚构”表述:“我终于说到阳光/阳光照到我也照到远处的荒草”,表达了一个诗人对故土的一片深情和对灵魂家园的千般眷恋。还有这些诗句:
 
我不幸从这湖边走过
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我闪烁其辞
生怕说出湖底的隐情
那些污泥所承受的黑色的疼痛
阳光从未抵达
------《秋天已在湖中濯它的足》
 
这一刻静止的只有时间
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就是说风没有方向
我从水中醒来其实我一直沉醉
如果还有明天。明天是多么青涩的词汇
我不再写诗,我想学会錾刻
刻自己的碑文也刻历史
------《这一刻静止的只有时间》
 
        杨卫东的这些诗句看似平常叙事,也许没有什么令人突然惊奇的地方,但这正是“新性灵主义”诗人们的共通性,“肯定虚实相生,以简驭繁的诗性智慧”,“长久的体验,瞬间的触动,冷静而内含哲性的抒情。”。(龚刚语)通过“非虚构”叙述的意义和价值,集中对人、人的命运和人性进行了“对话”和呈现,试图通过对个体灵魂的关切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迁。这既是“非虚构”诗歌写作对抒情对象的意义,也是其反映时代、记录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我认为:杨卫东的“非虚构”诗歌叙述就在于,通过个体生命对现实的关照来记录诗人灵魂深处的感动。
 
        当代中国诗人总是试图在诗歌的书写中表现出无限的想象力。一方面,体现了诗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同时,也展示了诗人对诗歌的敏感和自觉。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诗人却沉沦在“模仿经典”和“身体写作”中不可自拔,把“内心的丑陋”和“外表的缺陷”当乐趣,自我解读、自我欣赏。有些诗人以读了几句“特朗斯特罗姆”而自鸣得意,以为自己的诗歌都是“用刀雕刻出来的经典”,实际上,这位伟大的诺奖得主,他的诗“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以简洁主义的力量,“凝炼、言简而意繁”,(黄灿然语)但他的诗歌从来都是以现实的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作基础的。这种忧思和忧怀体现了他作为诗人对社会和世界的基本良知。而我们的一些诗人,语言简洁是简洁,但大都集中在个人的身体和某些器官上,或者一些具有隐喻意义的花朵和茶园上。然而,诗人杨卫东的一些简短诗句以其急迫的节奏,精心设置了日常场景,在幽默、夸张的话语中彰显出反讽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诗歌缺少宏观视野,没有对故土或者对这个民族具有忧患意识;我们的诗歌缺少对底层人们价值的认同和关怀,缺少对周遭世界的批判精神,而一味热衷于对某一朵小花,某一个器官和某一个女人的抒情,我们有什么理由称自己写的是“诗”。因此,杨卫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诗人的良知与理性保持着对现实叙述的平衡,让诗歌的意象、自然的景观与诗人的痛感保持着一种令人动情的对应关系。
 
        二、“水”是诗人杨卫东感性语言的流变
 
        我一直在寻找诗人杨卫东的写作轨迹,因为他的很多诗歌都是从“否定”开始的,又以一个较为阳光性的结论结束。这种以“否定虚构”作为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赋予了他诗歌叙述的合法性,同时也使他从原来的诗歌创作格局中挣脱出来。他的写作意义在于“真实”,仿佛我们看到了的“水”和“花朵”,那样自然流淌,那样竞相开放。其实,这种“真实”的语言叙述是他心理的真实,而不是语言表面的真实,是具有客观意义的真实。换言之,他的诗歌表达并不限于某种特定情境的表达,也不屈从于叙事的虚构因素,而是在与传统表达模式和叙述模式的搏斗中,把诗歌还原于“写作”,把“写作”还原于自我心灵的重构。再读他的一首关于“水”的诗歌《回到江南》吧。
 
涉过水才抵达平静。水是动荡的根源
岁月在上游,悖论在彼岸
太阳这头猛兽吞噬尘世的虚妄
把一切嚼碎成零,又把零吐纳出一切
无声之水孕育万物
表面涂满黄金的温度
中间是黑暗和冷的过程,最底层是河床
是承载历史的巨人的骨骼
涉过水就抵达平静。水是动荡的根源
人们在水中打捞宗教
让不安的灵魂和渡船一起靠岸。你发现
 
你回到江南。回到最初的幸福
阳光无处不在,在树上,在屋顶上
在阴暗的内心。你发现
总有一条路通向秋天的田野
冬小麦顺理成章地萌芽,还有
腐朽的落叶们一再给你让路
你从一棵草的颜色上辩别方向,村庄
就在你眼前。所有的疼痛都被大地
摘走,两只猫的尾巴上摇晃着
自由。夜晚来临
 
夜晚来临时你一点都不慌张
你陪自己说出闷在心里的想法
你想到哲理,人性,生死和诗歌
水在你之外默默地流着
你决心改掉怀旧的毛病,不去想
七月或是初春
你抬头看见满天星光
因为你的江南没有什么遮挡天空
 
        也许,这首诗歌在很多人看来是“平静”的,甚至是他自我人生的一种认识和飞跃,具有一定的包容和总结性。其实,在这首“想到哲理,人性,生死”意味的诗歌里,他反复叙述的是“涉过水才抵达平静。水是动荡的根源”。在这里,“水”不再是“孕育万物”的“默默地流着的”“无声之水”,而是“动荡的根源”。就像佛家所言:不是水在动,而是心在动。此时的杨卫东,用非常规化的语言,这样描写了“太阳”,“这头猛兽吞噬尘世的虚妄/把一切嚼碎成零/又把零吐纳出一切”,具有的“黑暗和冷”的力量。这些表面的“虚妄”和“疼痛”其实是由杨卫东语言的流变而推动的。他首先要表达的并不是“河床”和“历史的骨骼”,而是对个体生命的拯救方式。“人们在水中打捞宗教/让不安的灵魂和渡船一起靠岸”。只有这样,他才能“发现”“最初的幸福”,“阳光无处不在/在树上/在屋顶上/在阴暗的内心。”。这种悖论的描述,呈现了“慌张”诗人杨卫东的“闷在心里的想法”,“总有一条路通向秋天的田野/冬小麦顺理成章地萌芽/所有的疼痛都被大地摘走/两只猫的尾巴上摇晃着/自由。”原来,他发现的、最终要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是“自由”,虽说是在“猫的尾巴上摇晃着”的,但毕竟是人类必须“发现”的东西。与杨卫东前面对“阳光”的不同书写,尤其对“水”意象的不同说话方式,把“水”从生命的摇篮,变成了亟待改变和清除的某些障碍,是其语言在流变中,呈现出不同于正规的思维视角。对“阳光”和“水”的反思,从天空到大地的书写,诗化了人类意识与思想活动的历史创痛。这种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字,达到了对于“没有什么遮挡天空”的书写过程,也是他心灵还乡的思考过程。“非虚构”写作的最重要精神品质就是:饱含诗人和作家的人文情怀。在这首具有“性灵”力量的诗歌中,诗人杨卫东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这些“非虚构”叙述,正是源于他个人经验对语言的敏感,让他从理性的语境中逃离出来,从而走上了观照现实的感性道路。
 
        诗人杨卫东的“非虚构”书写,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一种比较强烈的、陌生的和“性灵”的语言,这不仅是他对于现代诗歌表达方式的一种反叛,也是对中国诗歌语言的一种回归,更是他执着地走上了一条“新性灵主义”的语言道路。龚刚教授认为:“新性灵主义主要用现代汉语写自由诗,不仅不拘格套,还不拘格律,还不拘声韵,并强调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且注于了现代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现代诗学理念,这就是新旧性灵派的简明区分。”,而杨卫东诗歌语言的流变正是对龚刚教授言说的最好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新性灵主义”的理念,是文学品质、人文素养和诗歌底蕴的三者统一。“新性灵主义”诗歌理念不是简单的呈现,而是直观或内在地表达人的观念与关怀,它所传递的是诗人和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素养。“新性灵主义”最反对的是书写表达中的撒谎和矫情,换句话说,就是文学创作中的伪善。有人说,杨卫东的诗歌和新性灵主义诗歌留下了一些表达不成熟的痕迹。但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的不成熟。是因为我们当代的诗歌表达正经历着语言的阵痛和混乱。“以欧化、翻译体和伪汉语来指责”(王家新语),只能使“语言的生命变得衰竭和僵硬”(王家新语)。我恰巧认为:杨卫东和持“新性灵主义”诗歌理念而书写的人们,其语言虽然有些“不成熟”,但却是现代新诗内在发展的驱动力,“它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德勒兹语)。因此,我在分析诗人杨卫东的诗歌语言时,我发现他改变了语言与形象,用直接而直观性的语言对在场事物深情呼唤。诗人杨卫东在他的“非虚构”写作当中,全身心致力于将表象在知觉中进行有序地统一、他的诗承载了一些真理性的东西,并赋予诗歌语言以多种功能和价值,也使诗人的“自我”在不断亲近真实的过程中,依旧保留着认知这个世界的距离感。
 
        总之,诗人杨卫东的诗歌,“水”从天上来,是对“非诗”的一种挑战,或许在寻找心灵深处的“那一低头温柔”,他始终保持着态度谦逊和书写自由的温暖品质,他的诗不被现实所激怒,不被所谓“现代”和“先锋”所毒化,也没有沉沦在“小抒情、伪崇高、小聪明”的个人情趣中。他用一种平和和自然的态度书写这个时代,或者批评这个时代。在他的“非虚构”书写中,不做油滑或者世故的表演,也没有在这个有些浑浊的诗坛里随波逐流。他的“水”从天上来,这汪自然之“水”正是象征着这位温情诗人肆意自由的走向,无论是在远方的德令哈和敦煌沙漠,还是在春日的乡下或者长江百里洲的堤岸,我们都可以听到他自由的水声。因此,“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然意象,而是有了生命的内涵,它们仿佛来自浩渺的天际,显示出对人类的命运特别地恩宠与关顾;也仿佛来自生命隐秘的底层,让人们感受到它滋生、哺育和浇灌万物的伟大力量。
 
2019年5月18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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